19世紀後期，東亞各國陸續引入近代企業經營模式，以及與之相配合的資本主義商業倫理、經營策略及商業法律，開啓了前所未有的近代市場經濟格局。與此同時，中、日兩國均由於引進西式學制而創造了新的教科書市場。在此東西激盪、商機無限之際，日本明治時期和中國20世紀初的兩大教科書出版商——東京的金港堂和上海的商務印書館，脫穎而出，成為兩國書業龍頭重鎮，各領風騷30載。

本書從比較企業文化史視角出發，分別從道與術、虛與實以及人與法三個面相，聚焦1930年以前金港堂、商務印書館的若干重要發展特色，配合新發現的史料，採用多元學科的分析方法，剖析兩者如何把從西方移植而來的企業模式和法律規範，結合本國社會文化而取得了不同凡響的商業成就。通過比較中日新興出版企業的不同取徑，本書亦探討了資本主義商業文化洗禮，對個人及集體價值觀所帶來的種種張力，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衝擊和矛盾。